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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心得:

整風、反腐,這是“來真的”-羣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

發佈日期: 2014-02-25    作者: 本站編輯    閲讀:

黨內改革的突破口


         中共的整風、反腐,在新一屆中央領導的帶頭作用和強力推進中,正不斷地釋放不同於以往的信號。更有力的動作或許正在醖釀之中。

  儘管很多手段可以從歷史中找到源頭,而且延續着相同的思維模式,但無法低估這次整風、反腐對一個有待增強政治領導力的龐大政黨的意義。

  以黨內的各種規定、禁令、教育實踐活動、立法、查案等方式來“純潔”黨的肌體,暗示着高層在今天覆雜的局面中解決執政基礎流失問題的思路。只是,在腐敗“愈演愈烈”,在中國面臨各種政治、社會和經濟風險的情況下,問題能解決到什麼程度,取決於高層的決心,以及政治體制改革中的一些戰略性舉措。

  本刊記者就此訪談了制度反腐專家李永忠。

  這是“來真的”

   《南風窗》:迄今為止,從十八大後傳遞的關於純潔黨的肌體、反腐的政治信號中,最強烈的是6月22日到25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。會議強調,抓改進作風,從中央政治局抓起。意思很清楚:上面動了,下面絕不能打馬虎眼。

  民眾的期待是毫無疑問的。不過,可能和中央的提法不一樣,他們會把羣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等黨內的整風,和紀委查案一樣都視為“反腐”的行動。畢竟,這既是他們平常的理解,同時,他們會把對中國其它嚴重問題的焦慮,都投射到“反腐”上,因為腐敗可以讓他們有明確的痛恨對象,而若痛恨不公,找誰負責呢?當然,根據既往的經驗,他們也會懷疑能在多大程度上“來真的”。您是怎麼看的?

  李永忠:我同意你的判斷。在老百姓看來(或者真的也是),這次黨內整風是一個反腐行動。為什麼呢?我們可以看到當前的中國面臨三個“不得不”關口:第一,政治體制到了不得不改革的關口;第二,兩極分化到了不得不解決的關口;第三,反腐困境到了不得不突破的關口。

  那麼,解決這三個關口,相對來説反腐共識程度最大,突破最易,而且反響也會最廣。因此,以反腐來破局最好。

  同時,用整風的形式,就不僅僅侷限於查腐敗案件了。這種形式可以讓全黨受到教育,提振黨心、民心和軍心。中央下的這步棋,站位很高,看得很遠,也與我多年來關於反腐的戰略研判相吻合。可以説,這次是來真的,有可能會超過以前的反腐行動。

  《南風窗》:以黨內整風、反腐來破局最好,在解決黨執政所碰到的挑戰,以及中國面臨的各種風險方面,是否也因為它相形之下最容易?

  李永忠:這是毫無疑問的。你説兩極分化,不可能馬上就能解決,這是30多年來的一腿長一腿短不合理體制、政策造成的。同時人口那麼多,差距那麼大,國家也沒有足夠的錢來補償弱勢羣體,縮小各羣體收入差距。而30多年來一手硬一手軟,政治體制改革更是困難重重。當初搞經濟體制改革,難度和涉及面遠不如政治體制改革大,都必須劃“特區”來搞。那麼,政治體制改革更是必須有“特區”。所以相形之下,從解決問題的角度來看,黨內整風、反腐,突破口是最小的,也可以為解決更復雜的問題提供條件。

  《南風窗》:還有沒有這樣兩個因素—黨內整風、反腐,一方面是強化中央的權威,另一方面是鞏固執政基礎?

  李永忠: 當然。以反腐來作為突破口,能起什麼作用呢?第一,能夠維護並強化中央的權威,因為在整個社會轉型過程中,特別是要推進政治體制改革,沒有一個堅強的中央是不行的。而這些年,從某種意義上説,改革是一個放權的過程。因此,為了推進改革,尤其是政治體制改革,防止一放就亂,中央的權威必須增強。

  第二,必須嚴格政治紀律,凡是與中央政令相違背的,就必須排除,這樣中央的權威才能夠樹立起來。我們看到,紀委是監督的責任主體。這意味着什麼呢?因為紀檢監察機關當中,紀委是黨內專門的監督機關,其首要職責,當然應該強化對政治紀律的維護。所以,以黨內整風的方式來深化反腐,近期目的是為了維護中央的權威,鞏固執政黨的地位,長遠的目的是為了人民羣眾、黨員成為國家和黨的主體。  

  整風、反腐新戰略

  《南風窗》:整風、反腐的力度是大的,但我們仍然可以看到,對於中央的各種規定、禁令,“下面”的某些黨員、官員,仍有很多辦法來規避、消解。比如“礦泉水瓶裝茅台”、“豪華版四菜一湯”、“把公款吃喝的場所搬到隱蔽的會所、公園”等現象。

  準確地説,“上有政策,下有對策”,已經是中國黨政官僚機構的頑疾了。在整風、反腐涉及中央的政治權威,以及政治信譽的當下,我們可以和應該反思些什麼呢?

  李永忠:首先應該講,“八項規定”等確實起到明顯的好效果,公開用公款狂吃濫喝的現象受到明顯的遏制,以致一些高檔的酒樓生意蕭條。但是,另一種現象也是存在的—公款吃喝、特權享受,受到的政治壓力大了後,必然向人們注意不到的地方,變着花樣繼續轉移,並繼續存在。

  這給我們的警示是,不能滿足和止步於現有的近期效果。如果“權力過分集中”的“總病根”(鄧小平語)不解決的話,無論是“八項規定”,還是多少條規定,都不可能把這個問題真正解決,而只能暫時遏制。

  《南風窗》:從歷次整風、反腐的經驗教訓中,我們還可以發現,風聲過後,情況變化以後,總會引來一些作風之弊和腐敗的“報復性反彈”。然後,又引發民怨,直到再來一次類似的整風和反腐。這種循環如何避免?

  李永忠:我曾經講過,要認真反思30年來的反腐戰略,是隻治標不治本,或是重治標輕治本,戰略方針有問題。過去我們只是8字方針“標本兼治,綜合治理”。到了吳官正當中紀委書記,好不容易統一認識,加了後面8個字“懲防並舉,注重預防”。“注重預防”能加進去,吳官正做了大量工作,而且有進有退。

  但是,請注意,所有我們看到的“預防”兩個字,無論是水災、火災、疾病,還是安全事故,標語全部是“預防為主”,而沒有一個是“注重預防”,唯獨在事關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反腐敗上,我們至今都提不出“預防為主”的戰略方針,還停留在“注重預防”的階段。

  《南風窗》 : 只是“注重預防”,明顯“預防”不了,所以今天又必須整風、反腐了。而正如您前面所説的,不解決權力結構的問題,只能暫時遏制而已。這也只是“治標”。

  事實上,從“八項規定”開始,到今天的一系列動作,看起來,中央在整黨和反腐上,主要是在“治標”,正如中紀委書記王岐山所説的“當前要以治標為主”。但治標當然是不夠的,那麼,為什麼要強調“治標”?

  李永忠:王岐山書記的原話是“當前要以治標為主,為治本贏得時間”。怎麼理解當前以治標為主呢?第一,政治體制沒有實質性改革的情況下,治不了本,説治本只是一廂情願,所以當前只能以治標為主,超越不了這個客觀限制。還有,“為治本贏得時間”,這説明,治標不是目的方向,治本才是。而治本能不能達到,就看你治標的力度和速度。這也符合中醫的“標本論”:“急則治標,緩則治本。”

  《南風窗》:這顯然意味着,當前黨內的整風、反腐可以被理解為基於一種戰略性的考慮,最終目的是“治本”—政治體制改革,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解決“權力過分集中”的“總病根”。

  李永忠:我們可能要稍稍回顧一下歷史,才能更清楚地作出判斷。

  20世紀80年代,反腐、政治體制改革曾操之過急。我認為那時候的戰略規劃是有問題的,一步就想黨政分開,也就容易失敗。

  我設計的政改路線圖是:第一步黨內分權,黨內把決策權、執行權、監督權分開,權力分解以後,黨內民主就能強化,黨內監督就能強化。如此,黨的肌體就會逐步健康。而這第一步,目的是還權於黨員,使黨員成為黨組織的主體。

  有了第一步,就可以走第二步,就是黨政分工,黨委與政府有比較明顯的工作分工。黨政分工的目的,是還權於政府,讓黨委從一線矛盾的焦點撤回來,讓政府能夠真正履行自己的行政職責。

  第三步就是黨政分開。有了黨政分工後,黨政分開就比較容易了,黨要管黨,而且是聚精會神地管,就能實現了。這樣的話,黨就能真正實現自己的政治領導、組織領導。黨政分開以後,我們不僅可以完成從革命黨向黨執政的轉變,而且可以完成由黨執政向執政黨的轉化。

  我們可以得出的經驗教訓是,在黨的肌體不好的情況下,如果一步到位地搞黨政分開,是非常危險的。在黨執政的條件下,最有資格犯大錯誤的是共產黨!(鄧小平語)很多問題,其實都是在黨內身上。

  《南風窗》:所以,純潔黨的肌體,既是促進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條件,也應是政治體制改革的前奏。

  李永忠:保持黨的先進性純潔性,既靠教育,更靠制度,特別是權力結構的改革。勃列日涅夫求穩怕亂,18年維穩,不思改革,錯失最後機遇。1985年3月蘇共總書記的職位“擊鼓傳雷”而非“擊鼓傳花”到戈爾巴喬夫,此時蘇共民心已失,大勢已去。戈爾巴喬夫慌不擇路搞改革,死馬當活馬治,經濟體制改革、政治體制改革先後受阻,也無“特區”可以先行試點。在最後關頭,不改革—等死;改革—找死。戈爾巴喬夫企圖奮力一搏,死裏逃生,結果還是難逃亡黨的厄運!而蔣經國最後關頭的政治體制改革,幫助了國民黨浴火重生。  

  超越“權力反腐”

  《南風窗》:整風、反腐,以最終達到純潔黨的肌體,可能得面對一個問題,就是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所講的“集體行動的邏輯”。

  共產黨是一個非常大的組織。在這個組織內,黨員幹部可以享受各種政治資源和便利,按道理,應該是每個黨員幹部都嚴格要求自己,為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領導力作出貢獻。但是,對於大多數人來説,他個人的貢獻於組織而言,影響微乎其微,他作不作貢獻都可以“搭便車”享受政治資源和便利等“集體物品”,這相當於“制度紅利”。於是,基於理性計算,他不會這樣幹,而是在官僚主義、形式主義、脱離羣眾中打發權力生涯。

  還不僅僅如此。一些黨員幹部,不僅“搭便車”,而且還演化為腐敗。他們並不是不知道這樣乾的後果,邏輯上就是再無“便車”可搭。但這種“集體福利”的損失,相對於他個人的利益最大化,就不值一提了。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打破這種“集體行動的邏輯”?

  李永忠:我在“蘇共亡黨之謎”的研究中,想分析得比集體行動的邏輯更好一點,也可以打破這個邏輯。

  蘇共為什麼亡黨呢?兩個根本性原因,一個就是過分集中的權力結構,它把決策權、執行權、監督權三權合為一體,這樣在任何一個地方,沒有任何組織和個人能對黨委進行有效的監督;在這個黨委內,沒有任何一個組織和個人能對黨委書記進行有效的監督。因此,32年前,鄧小平就一針見血地指出:“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,就是在加強我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,不適當地、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,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,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,什麼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、拍板。黨的一元化領導,往往因此變成了個人領導……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或少數人手裏……必然要造成官僚主義,必然要犯各種錯誤。”(《鄧小平文選》第二卷,第328~329頁)所以説,蘇聯共產黨掌握一種絕對的權力,這種權力結構是不支持長期執政的。

  這是我分析“蘇聯模式”的一個橫座標—權力結構。還有一個縱座標—就是從上到下層層任免幹部的用人體制。馬克思早就批評過,用等級授職制來代替普選制,是根本違背公社(注:公社指巴黎公社)精神的。這句話,是馬克思1871年講的。蘇聯、東歐原來的共產黨自詡為馬克思的忠實信徒,在幾十年的執政過程中,卻嚴重違背馬克思説的這一鐵律,致使相當多的幹部羣眾路線、羣眾觀點逐步喪失,只向上負責,而很難向人民負責!所以,其解體、劇變不足為奇。這給我們足夠的警示。

  《南風窗》:在權力集中的情況下,以黨內立法的方式來整頓黨風,規範黨員幹部的行為和權力行使,可以抱持的期待有多大?

  李永忠:中央辦公廳法制局請我參與研討。我説,如果黨內權力結構不改革,以為只要頒佈多少個法規就能解決問題,這是很幼稚的想法。比如,黨內僅次於黨章的《準則》,明文規定,黨內一律稱同志。但是,不少地方已經早就把同志換成了稱“老闆”了。再如,副部級以下的,按制度規定沒有專車。現在,連鄉鎮黨委書記、鎮長都有專車了,但至今也沒見有哪個黨委、紀委,糾正或查處過。這顯然不是僅僅靠頒佈法規就能解決問題的。

  我的研究表明,制度有兩層含義,第一層,是説在嘴上,寫在紙上,貼在牆上的條條款款,所謂的政策、法規、法條,這是淺層次的制度。更深層的制度,是保證這些嘴上紙上牆上的條條款款能夠得到堅決實施的組織體系。它是一個組織體系,通常分為決策、執行、監督三個子系統。這個組織體系的架構科學合理,紙上嘴上牆上的條條款款才管用。否則,只抓淺層次的制度,制訂一萬條也沒用。集各國憲法之長的我國憲法,“文革”中國家主席劉少奇手持憲法卻連自己都保護不了,這不是莫大的諷刺嗎?

  《南風窗》:就是説,和其它動作一樣,黨內立法只是解決問題的必要條件。進行政治體制改革,尤其是改革過分集中的權力結構,是在“治標”取得明顯成效後,我們無法逃避的問題。

  李永忠:打天下和改革開放前,我們是靠戰爭和運動來教育幹部,這是我黨最早採用的兩個反腐的載體。但在戰爭和運動沒有了以後,本來應該用制度,關鍵是改革後的權力結構,作為反腐敗的新載體。但是,由於政治體制沒有實質性改革,制度反腐推進不了,於是我們便用最高領導者手中的權力來反下面權力者的腐敗問題,這是權力反腐。這種反腐就會造成忽上忽下,忽緊忽松,忽左忽右,忽寬忽嚴的波動情況。

  當務之急,就是在黨的羣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中,全黨重新認真學習32年前總設計師鄧小平的改革規劃藍圖 《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》。現在已經到了必須嚴格按圖施工的緊要關口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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